贵州镇远血站原站长侵吞960多万案侦破纪实(图)
2009-01-19 12:58:20 来源: 金黔在线(贵阳)
- 核心提示：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血浆站站长陈登富借血站改制，侵吞国有资产960多万，日前被贵州省高院判处无期徒刑。为了疯狂的超采，陈登富欺骗卖血的人说：“从你们体内抽出来的血，经过机器流一遍，又回到你的体内了。”
陈登富
贵州都市报1月19日报道 不久前，(贵州)省高院作出终审裁定，原镇远县血站站长陈登富一案维持一审判决。陈登富犯贪污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和偷税罪，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年前，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志曾在批示中这样写道：案结后，要媒体曝光，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严防“血耗子”发人民的血财。
如今，此案尘埃落定，“血耗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省检察院反贪局和石阡检察院检察官终于不辱使命，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摆下“鸿门宴”智擒“血耗子”
王处长首先向陈检察长介绍镇远的朋友，介绍到陈登富时，陈继忠伸手过去和他握手。趁握手之机，陈继忠用力一拉，就把陈登富拉了过来，两位民警立即上来给他铐上手铐。
2006年初夏，一位署名“夏泉”的记者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写了一篇题为《贵州省“血浆经济”忧思录》的报道。
文章披露了镇远县血站疯狂违规采血，大肆敛财的现象。同时曝光了镇远县卫生局副局长兼血站站长陈登富，开豪华宝马轿车，家产超千万，是镇远首屈一指的富豪。
报道刊发后，被众多媒体和网络转载，引起了省委书记石宗源的高度重视。石宗源书记看了有关材料后，愤怒地斥之为“血耗子”，并要求省纪委、省检察院尽快依法调查处理。
恰这时，有人举报陈登富在贵阳投资2100万开设了一家焱祥房地产公司。
省检察院反贪局立即展开调查，并按照有关规定，将此案交由铜仁地区的石阡检察院进行初查。
这是一个夹生案，之前早有人举报过陈登富行贿贪污，已经打草惊了蛇。怎样才能让陈登富乖乖到案呢?石阡县检察院检察长陈继忠想了个办法，请省卫生厅的同志出面找陈登富谈工作，把他“请”到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地方。
省卫生厅对此全力支持，于7月15日派了一位王姓处长赶到镇远。同时，石阡县公安局也派了两名民警配合石阡县检察院的同志一道执行任务。
当天，省卫生厅的王处长以检查血站工作为由，约陈登富中午12点到当地一家酒店吃饭。
王处长和镇远县卫生局局长到了酒店后不久，陈登富也随后赶到。不一会，陈继忠检察长带领的一行4人也来赴宴了。
王处长首先向陈检察长介绍镇远的朋友，介绍到陈登富时，陈继忠伸手过去和他握手。论个子，陈继忠检察长比陈登富矮一大截，但陈检察长是有备而来，趁握手之机，陈继忠用力一拉，就把陈登富拉了过来，两位民警立即上来给他铐上手铐。
殊不知，陈登富曾是开大车出身的，加之异常魁梧，便拼命反抗。此时，陈登富身边的一个保镖拿起啤酒瓶子就要砸人，一名民警手疾眼快，迅速将其制服，其余众人一齐努力，才将陈登富上铐押上了警车。
随后，搜查组对陈登富的住宅和办公地点进行了仔细的搜查，虽然也查获了一些账簿，但其财务电脑的主机不知哪儿去了，血站的会计早跑了。只在他的宝马车里搜出8万现金和几十件茅台酒。
第二天，陈登富被抓的消息很快在镇远传开了，人们奔走相告。
凭借“护身符”，“恶人”反告状
凭借这份“护身符”，陈登富开始猛烈的“反击”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省人大、省委政法委等相关部门都收到了他的控告：他被冤枉了，省检察院和石阡县检察院违法办案，刑讯逼供。
陈登富就这样进了“笼子”。在检察官的强大攻势下，他开始陆续交代他这些年向县委书记黄保勤行贿的犯罪事实……
正在检察官们要乘胜追击的时候，看守所里的陈登富突然翻供，声称自己之前的供述是遭刑讯逼供。对检察官的再次提审，他都是一问三不知。
与此同时，陈登富的弟弟请了律师开始铺天盖地的到处控告。
陈登富的律师拿着县政府的改制文件，理直气壮地说：“县政府的红头文件白纸黑字写着，这血站是陈登富的私人企业，不是集体也不是国家的，怎么能说是挪用公款?怎么构成贪污?这不明明白白是检察院办的错案吗?”
若以文件为据，那血站确实是陈登富的私营企业。那么，也就确实构不成挪用和贪污。
凭借这份“护身符”，陈登富开始猛烈的“反击”行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省人大、省委政法委等相关部门都收到了他的控告：他被冤枉了，省检察院和石阡县检察院违法办案，刑讯逼供。
一个又一个的上级批示传了下来，追查究竟是怎么回事，并限期上报处理情况。
省检察院反贪局和石阡县检察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但检察官们没有因此而就此放弃。国家明文不允许私人经营单采血站，怎么陈登富就能把它变成个人的私营企业?
省检察院反贪局及时调整侦查思路，不再调查陈登富的行贿问题，而是全力以赴调查镇远血站究竟是陈登富个人所有还是国有企业。
8月，省检察院反贪局的同志与石阡县检察院的同志一道开始了这项艰苦的调查。
省检察院的吴大勇等同志负责调查镇远血站是怎样建起来的和是怎么完成改制的;石阡县检察院则在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下，重新给镇远血站建一本账， 检察官们从银行查账，从凡是与镇远血站有业务往来的全国各生物制药厂的源头查起，看这些年，这个血站的资金究竟是怎样的来往。从江西、河南、广东、广西、 上海、深圳等地14家生物制药厂一家家地查，一年年地统计;还有一个组深入到镇远乡下，一一寻访卖血的农民，每次卖血可得多少“营养费”?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寻找，吴大勇等检察官终于从黔东南州卫生局1995年的一份文件里找出了一份证据：镇远血站最初由县财政拨款6万元初建，并 明确该血站为县卫生局直属的副科级事业单位。然后，检察官们还查出，该血站这些年员工的工资，一直由财政开支，且陈登富也一直是享受正科级待遇，每年还报 销几千元的医药费。
“移花接木”，血站成私企
他一方面不断送钱给县委书记黄保勤，一方面隐匿血站资产，把价值几千万的血站说成是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困难企业。在黄保勤的鼎力支持下，血站顺利完成改制。
那么，镇远血站到底是怎么变成陈登富的“私人企业”的呢?
检察官通过侦查揭秘了陈登富“移花接木”的手法。
陈登富的做法首先是，把按国家规定计划内采的血浆，让各药厂按正规渠道把款汇到血站的账上。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对于大量超采卖出的血浆，他 则让厂家把钱汇到“镇远铁合金厂”和“黔东南伟业公司”账上。而这个“铁合金厂”名是陈登富兄弟开的，实际为陈登富所有;那个“伟业公司”也是陈登富兄弟 陈登建所开。这样一倒，那些超采血浆所卖得的巨额资金实际就转到了陈登富个人的账上。
与此同时，血站急需资金就打借条向“铁合金厂”和“伟业公司借。日子久了，血站的欠条在不断增加，陈登富个人的钱却越来越多。
这就是陈登富的贪污之道。
经检察官查证，到改制前，陈登富利用这种收入不进账的手段，已贪污2100多万。而镇远血站单是向“铁合金厂”的“借款”就已600多万。
可陈登富不满足于已经到手的2100万，他一直想把血站变为他个人所有，但一直没有机会。直到2001年，黄保勤当上了镇远的县委书记，他才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他一方面不断送钱给黄保勤，一方面隐匿血站的大量资产，把价值几千万的血站说成是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困难企业。
在黄保勤的鼎力支持下，血站顺利完成改制成了陈登富个人所有。而陈登富仅仅以两台旧车抵给政府，就算是抵清了当时国家的投入。
现在看起来，陈登富的“敛财技巧”似乎并不复杂，但当初检察官的调查可谓困难重重。
检察官到镇远有关部门调查取证，碰到的是极不配合。要材料，没有;问哪样事，不知道。一个血站站长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保护”呢?
后来，血站一名会计交代的一个细节足以说明个中原因。每年春节时，陈登富都要从血站账上提出三四十万给一些单位的头头拜年。
为了尽快侦破此案，省纪委与省检察院有关领导专门到镇远开会，要求有关部门必须配合检察机关办案。慑于法律的威力，那些想袒护陈登富的人不敢再与检察机关对抗了。
调查从此进入“快车道”。一份份证据证明：陈登富在改制前的收入不上账是3000多万，改制后不上账的竟有7300万。这就是说，有一亿的资金是陈登富通过计划外的疯狂超采获得的。
或许有人要问，陈登富既然已经通过改制把国家的血站变成了他个人的，他为什么还要搞收入不入账呢?
答案是各有各的用途：改制前的收入不进账是为了个人贪污;而改制后的收入不进账则是为了偷税。
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调查，血站的性质明确了，陈登富这些年共有多少资金收入不入账也清楚了，当检察官把这一切证据摆在陈登富面前时，他知道自己难逃法网了。
疯狂“嗜血”成就暴富梦
他不过是一个曾给领导开车的普通司机，为了创业他曾去东北拉过大米，到广东倒过木材。是谁成就了这样一个疯狂嗜血的“血耗子”?案件背后，令人深思。
不久，镇远县委书记黄保勤落马，陈登富的保护伞倒了。当检察官们深入镇远调查取证时，人们不再犹豫顾虑，他们终于向检察官们讲起了陈登富的种种罪恶。
为了疯狂的超采，陈登富使尽了浑身解数。最初，老百姓不敢来血站卖血，怕伤身体，他就喊人来看采血的过程，欺骗卖血的人说：“从你们体内抽出来的血，经过机器流一遍，又回到你的体内了，我啥也没得到，还给你补贴，你干得80元的营养费。”
乡下人不懂血液经分离机过滤后，血浆已经被取走，而回到体内的只是红细胞和白细胞。自己的血浆将被拿去制成血蛋白、丙种球蛋白等多种血液制品。
尽管这样，还是有人怕卖血。陈登富于是针对当地人风湿病严重的情况，到处宣传说卖血可以治风湿病。
为了让卖血者处于兴奋状态(那样可以多采)，陈登富就组织人在卖血者居住的地方免费放黄色录像。
一方面是“卖血不伤身体”和“卖血可治病”的宣传;一方面是自身的贫穷。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
为了多卖血，五六十岁的老人把年龄改成四十几岁;一个人持有几个身份证，几个采血证，一个星期卖两次血;采血者也不管什么规定不规定，来者不拒，只管把针管往那些农民的血管里扎去……
陈登富就这样迅速成了镇远首富。他在贵阳投资焱祥房地产2100多万，投资镇远铁合金厂2500多万，投资安徽某生物制药厂500多万，偌大的 镇远县医院，陈登富一个人就占了50%的股份。小小镇远县，他拥有两台豪华轿车，一辆是价值七八十万的“宝马”，一辆是价值一百多万的“保时捷”。
有了钱，有了和县委书记黄保勤的铁杆关系，陈登富在镇远可谓一手遮天，人们私下里送了他一个绰号：“陈土匪”。
老百姓曾向检察官讲述了几个事例。
陈登富的儿子和城管队员发生纠纷，还打了城管队员。反映到城管局，城管局长找到陈登富商议此事如何解决，陈登富告诫城管局长：“你小心点，谨防你局长当不成。”果然，这个局长没多久就莫名地被撤掉了。
陈登富想在镇远办一个育苗基地，可林业局长不同意。陈登富也不多说，只过了一个月，这个林业局长就被下了，改为非领导职务。
就在那份曝光镇远血站的报纸出来后，陈登富让人把那天的报纸全部收光……
陈登富，一个曾给领导开车的普通司机，为了创业他曾去东北拉过大米，到广东倒过木材，但都没能成“气候”。但最终，他在镇远血站实现了自己的暴富梦想。
是谁成就了这样一个疯狂嗜血的“血耗子”?
案件背后，令人深思。
(本文来源：贵州都市报 作者：夏世信) 
贵州原镇远县委书记受贿造成国家血站损失近亿
2008-06-02 13:13:11 来源: 金黔在线(贵阳) 网友评论 37 条 点击查看
黄保勤。
为圆当官梦，教授去“扶贫”
黄保勤，1950年出生，1969年初中毕业后通过当兵走出农村，曾先后在总后汽车24团服役，西安政治学院学习，后在总后汽车管理学院、北京军区后勤干部学院任教员。
其间，他通过刻苦努力，获得了大学文凭。
1986年，黄保勤转业到贵州民族学院，成了一名大学教员。又经过5年拼搏，黄保勤有了副教授头衔，1996年担任学院干训部学总支副书记。
17年的军人生涯，10年的耕耘，虽年近半百，倒也衣食无忧。但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相比，黄保勤的生活还是有些紧巴。乡下的父母不能不管，哥哥们有点困难还得帮。一家人住在学校分的那套窄窄的房改房里，想买套宽敞的新房却囊中羞涩。
眼望着他人纷纷致富，黄保勤的心无法宁静。他开始反思，如何尽快走向致富之路。
纵观上下，横看左右，他悟出了“发财捷径”——做官。
但怎么才能做官呢？他想到了“镀金法”。于是，他主动向组织部门提出下乡挂职扶贫。
一个副教授，主动放弃城里舒适的日子到艰苦的地方扶贫，真是难得。组织上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到威宁自治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那是1994年3月至1996年1月。媒体曾对此大量报道。
1996年5月，两年的扶贫挂职生涯结束了。但是黄保勤并没有如愿升官，回到民院后只任了个系主任。
尽管“壮志未酬”，黄保勤并不死心。他再次向组织提出到艰苦地方去扶贫。
组织部门再次同意了他的申请，让他到黔东南州黎平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1999年5月，黄保勤第二次走出院校下到基层，再次成了轰动性的新闻人物。媒体再次对黄保勤这种“学者型官员献身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进行了报道。
黄保勤出名了，组织和领导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按规定，挂职期限通常是两年。但黄保勤到黎平仅挂职半年，就调回州里当了州长助理。8个月后便走马 上任当上了镇远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到2001年12月，就正式当上了县委书记。只一年的功夫就完成了一系列的官场跨越。
曝光“血耗子”，牵出贪书记
就在黄保勤大打政治和经济的翻身仗时，有人开始不断举报他了。
2006年年初，黄保勤已经56岁。按常规，像他这样的年龄，即使给他官升一级，也不可能再担任实职了。但黄保勤居然调到了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担任党委书记，还是当了个副厅的实职。
就在这时，一家媒体刊发一篇调查报道，披露了镇远血站向老百姓疯狂违规采血的情景。
报道很快引起了省委书记石宗源的重视。石书记在一份文件上当即批示：“……省纪委、省检察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严处陈登富一案。案结后，要媒体曝光，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以便严防‘血耗子’发劳动人民的血财。”
这里的陈登富就是镇远县血站站长。
省委书记的批示，很快送到了省检察院。
同时，省检察院反贪局也收到了对黄保勤的举报材料。有人举报他的老婆花70万入股陈登富在贵阳开办的“焱祥房地产”。
于是，省检察院反贪局同时出击。一方面由省院反贪局自行调查黄保勤的家庭财产情况；另一方面采取异地交叉办案方式，将陈登富涉嫌挪用公款一案交由石阡县检察院初查。
之后，省检察院的3位检察官在贵阳花溪、民院及各家银行一一展开调查。很快，检察官发现黄保勤夫妇（女儿在北京读大学）在贵阳共有4套住房。其中一套是在贵阳市内的“中天星园”买的豪华住房，170平米，价值七八十万。
此外，以他老婆王质莹和他女儿的名字为户头的银行存款有130多万。这些存款全是在黄保勤当上书记后的2003年至2005年期间存入银行的。 加上他老婆投资入股“焱祥房地产”的70万，黄保勤在这3年内至少有200多万（后一审法院认定为95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但是，怎样查清楚黄保勤在任县委书记期间这来源不明的巨款呢？
此时，石阡县检察院已经初步查明，陈登富涉嫌挪用镇远血站2100万元资金在贵阳开办“焱祥房地产”。
2006年7月15日，石阡县检察院突然对陈登富实施抓捕。
没想到初次突审，陈登富很快就交代，他前前后后送了黄保勤的老婆王质莹十余万现金，目的是为了感谢黄保勤在血站改制上帮的大忙。
随即，石阡县检察院请示省检察院后，迅速将王质莹传唤至石阡。王质莹也很快交代了她收受陈登富人民币13万的事实。
事情的发展似乎非常顺利。但是，接下来检察机关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四面八方刮起“十级风暴”
在镇远，人们都说，镇远“最有权的人”是黄保勤，“最有钱的人”则是血站站长陈登富。
当专案组深入镇远调查时，所到之处，一问到黄保勤和陈登富的事，回答一律都是“不知道”。要查阅有关材料？“没有！”
而黄保勤虽然不在镇远任职，但三天两头出现在离镇远县城不远的一个叫做青溪的地方，与他过去提拔的一些干部吃饭喝酒。意即告诉人们，他黄保勤没事。果然，他那张大网便展示出威力来，使得人们不敢向检察院反映情况。
于是，省检察院请求省纪委对黄保勤采取必要的措施。
就在这时，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
首先，在看守所里的陈登富、王质莹突然翻供，并称之前遭到检察院刑讯逼供。陈登富说他根本就没有送黄保勤的钱，王质莹也说她从来没收陈的一分钱。
接着是上级组织不断收到控告信，说省检察院和石阡县检察院违法办案乱抓人，把一个对社会有出色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当作挪用公款罪办理，随意闯入人大代表的住宅乱搜查……
一份份状纸告到省里，告到北京，告到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控告后，也限期要求省检察院对陈登富一案务必认真查明汇报。
一时间，就好像四面八方刮起了十级风暴。检察官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怎么办？明知他们有罪，却被反咬了一口。省检察院反贪局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决定不再调查陈登富是否送钱给黄保勤，而是重点追查镇远血站究竟是国有还是陈登富个人的私营？也就是说，陈登富是否构成了挪用？
这时候，省纪委也对黄保勤采取了“双规”。在双规地点，纪委和检察官们发现黄保勤的手机上有一个与石阡通话频繁的号码。一查，这原来是石阡县公 安局看守所民警郜方学的手机。再一查，原来陈登富和王质莹进了看守所后，便通过郜方学的手机与黄保勤和外界联系，导致陈登富、王质莹、黄保勤串供翻供。
挖出郜方学后，陈登富、王质莹不再翻供了，但就只承认行贿13万的事实。而且陈登富居然还称：血站是他个人的，他自家的钱，想送给谁就送给谁。
是的，在镇远，人们都说血站是陈登富个人的，陈登富的律师还拿出了镇远县政府2002年的一份文件，上面白纸黑字红公章，清清楚楚写着镇远血站改制后的全部资产不再属于国有资产，而是法人陈登富个人所有。
若真是这样，检察院就办了个错案，抓错了人。
但检察官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国务院1996第208号令明明规定，单采血浆站只能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单采血浆活动，怎么这镇远血站就是陈登富个人的呢？
镇远血站始建于1995年，当时怎么建立的？是国家出资还是陈登富个人的钱？检察官反复查找，终于从黔东南州卫生局的一份文件里找出了证据：镇远血站是财政拨款6万元初建，并明确该血站为县卫生局直属的副科级卫生事业单位。
找到这份证据时，检察官们禁不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接着，在省卫生厅的支持下，检察官们通过查询与镇远血站发生业务往来的全国各地血液制品厂，历时3个月，终于给镇远血站重建了一大摞厚厚的账簿。
得出的结论是，陈登富采取收入不进账等形式，从1995年建站，到2002年改制前，涉嫌贪污人民币2100万（不计2002年改制后的收入不进账数）。
此时，陈登富深知自己罪大恶极，于是开口交代了他为了把镇远血站变为他个人所有，向黄保勤先后行贿46万元的犯罪事实。
血站改制，国家损失近亿元
陈登富的招供让黄保勤的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他开始在纪委交代自己的问题。
接着，贵州省人大作出决定，罢免了黄保勤的省第十届人大代表职务。2007年1月5日，黄保勤被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批准执行逮捕。
原来，陈登富自1995年建站以来，就采取大量资金不入账，贪污了2100多万。但他还不满足，早就想把血站变为他个人所有，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直到2001年黄保勤当上了县委书记后，他的机遇才来了。
通过短暂的接触，陈登富发觉黄保勤是个用钱就可以搞定的人。果然没过多久，在金钱的作用下，黄保勤便开始全心全意为陈登富服务。
黄保勤多次召开县长办公会议和县委常委会议，讨论血站的改制问题。当时的分管县长和县卫生局长拿着国务院的“208号令”向黄保勤提出：“书记，不能改呀。国家规定不允许个人从事单采血浆活动，这是违反不得的。”
但黄保勤不听，反而振振有词地说，“你们怎么就忘了小平同志说的，步伐再快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呢？你们呀，就是思想不解放……”
接下来，也没有认真进行资产核算，一个本来拥有数千万资产的血站，陈登富通过各种手段做假，从账面上反映出来的却是不足200万资产。然后，陈 登富用两台旧车子抵给县委、县政府，就算是把国家原来投入血站的国有资金“还了本”。从此，这个血站就算是陈登富个人的私营企业了。
当然，遇到上边来检查，对外的称呼依然是镇远县卫生局的血站。陈登富照样享受正科级待遇，领工资，报医药费、出差费等等。
为此，陈登富在改制前和改制后，共分六次送了黄保勤46万元人民币。
为了这区区46万，却造成国有资产近亿元的流失。（先前陈贪污2100多万，“改制后”未入账的7300万也“名正言顺”地进入了陈登富的个人腰包。）
2008年5月27日，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黄保勤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3月至2005年12月，黄保勤在担任镇远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为镇远县单采血浆站站长陈登富、镇远鼎豪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镇远县人民医院等个人或单位谋取利益之机，先后单独或伙同其妻王质莹（另案处理）非法收受、索要陈登富、蒋华、任贵远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67万 元。
法院同时查明黄保勤现有家庭财产2210787.45元人民币、5692.99美元、886.56欧元，扣除黄保勤家庭合法收入以及收受的67万元贿赂款和74300元违纪款，尚有951279.64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黄保勤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总刑期14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
一审宣判后，黄保勤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将提起上诉。（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夏世信） (本文来源：金黔在线 )
《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2期之艾滋孤儿：阴影下守望阳光 摘录:2006年年中，一篇名为“卖血老人的眼泪PK卫生官员的宝马”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文章表达了对贵州省“血浆经济”的忧心，笔法老到， 材料详尽。 这篇文章不逊于目前任何有关艾滋的公开报道，但是作者的身份始终是个未解之谜。该作者曾经打电话给高耀洁教授，希望通过高教授引起社会对贵州卖血问题的关 注。但是他始终不肯站出来。“我上有老，下有小。不敢出来。”他在电话中操着一口贵州口音，焦心又无奈地说。记者在艾滋论坛上发现，该作者化名“夏泉”， 也许取意于夏日清泉。
2006 年4月的某一天，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从贵州省打来电话，没有述旧就直奔主题：贵州省卖血违规现象严重，连自己老家的一位亲戚也由此而染病。他告诉我说，按现 行规定此类官司法院不予受理，而违规采血本省媒体又难以介入，希望我去调查清楚，然后他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并争取社会关注和支持。我一时犹豫，因为按规 定我作为陕西的省级媒体记者不能跨省采访调查，而作为普通公民身份前去，我又从没有去过贵州省，加上人生地不熟，难度是可以想象的。考虑一周后，我回电话说可以试试。
4月30日我乘飞机从西安飞到贵阳，现在己是“5.1”黄金周，旅客多了起来。但也因为节假日，这次外出就无须请假。同学到飞机场来接我，并给我借了一台 手提电脑。分手时说好联系办法和意外应变方案。就这样我孤身随带手提电脑，以旅游者身份到贵州省各地进行买卖血浆调查。
附：卖血老人的眼泪PK卫生官员的宝马
从去年开始，贵州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加入到卖血浆的行列中，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企业得到了暴利，也使得少数人暴富，甚至个别卫生官员开上了高级宝马轿车。
我们为卖血老人哭泣同时能否责备开宝马轿车的卫生官员
——贵州省“血浆经济”忧思录
夏 泉
今年四月初，在贵阳市打工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位老乡向记者反映，他们哪里一些五、六十岁老人利用别人的身份证、户口薄冒名顶替，也加入到买血行列 中。此后一位曾在某个血液制品公司工作过的业内人员也告诉记者，虽然国家这几年三令五申，省卫生厅也组织多次检查和整顿，但一些单采血浆站仍然违规操作， 存在降低供浆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为，牟取暴利，且手法越来越隐蔽。记者从四月八日起半个多月，陆续调查了盘县、普定、罗甸、惠水、 长顺、黄平……等十多个县的单采血浆站。
老年人、残疾人卖血让人如此伤感
布依族老人罗志刚家在惠水县西南山区，今年58岁但供浆证上年龄为48岁。早晨7时10分罗赶到惠水县单采血浆站，大院里供浆员已排好队，前面已排了200多人。：“今天来得有些晚，”罗有些懊悔地对记者说。直到11点，才轮到罗采浆。
老人伸出黝黑的手，采浆工作人员忙碌起来，不仅罗志刚老人已有半年多的供浆史，而且她每天都会遇到五、六位象罗同样年龄的老人供浆员.她已见怪不怪了。
排队领钱时，罗指着前面几个人说，他们都是长顺县改尧镇和摆塘乡的老熟人。一位改尧镇农民对记者说，他一个月中在长顺卖血两次，在惠水两次，在惠水是用 当地人的身份证。罗志刚领到的85元中有一张是50元，他下意识连续两次拿起对着太阳照，“得小心啊！跑这么远的路，耽搁大半天可不敢搞差了。”罗对记者 说。
领完钱后，罗志刚带记者来到大院左边 的休息厅，休息厅里放着一台大彩电，有几十个人看着电视，全是男人，其中五、六个人睡在椅子上，有两个人年纪与罗相近。“卖血中有一半是妇女，但她们不好 意思在这里休息；睡在椅子上的人要么身体特别差，要么年龄大，还有一种是卖血次数比较多。”罗还告诉记者，卖血次数多的人手上针眼比较明显，而在惠水四、 五千供浆员中，超龄人员有近百人。
罗在街道买了十几元的生活用品，一直没有舍得花掉那张50元钱。在建设西路罗等来了回家的班车，车上女售票员没有让他上，这是一趟从惠水县城到长顺县城 的的长途班车，全程需要7.5元的车费。而罗的家离惠水县城只有两元车费的路程，售票员怕罗占座位。最后，车上人坐满了，售票员才招呼罗上车。望着远去的 班车，罗有些驼背的身影几乎看不见，记者感到眼睛一热，用手一摸才发觉眼泪已流下来了。
按规定，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不能供血浆，而且要求体重男不少于50公斤，女不少于45公斤，四肢无严重残疾。一位单采血浆站工作人员说：贵州人普遍瘦小，若严格按国家规定，现在百分之五的供浆员将被淘汰。
这几年来，由于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加之前几年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例在社会上流传，青壮年供浆员日益减少，而一些单采血浆站为”血浆经济”做不实宣传， 误导了一些农村老人、残疾人加入到供浆员的行列中。记者在所调查十几所单采血浆站中无一例外均发现有老人、残疾人（瘸子）供浆员。
坐落在县城长发北路的长顺县单采血浆站，一位53岁王姓供浆员告诉记者，单采血浆站工作人员常对农民宣传说，荬血有助于治疗老年人的风湿病，而当地老人中确实有一些人患风湿病。
老人、残疾人卖血日趋增多的现象不仅拷问所有人的良知，而且也考验了政府的执政能力。
“卖血经济”造就出的“卖血部落”和开宝马车的卫生官员
四月十八日晚八时，记者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镇远县，出租车司机直接把记者送到县城西北边的镇远县单采血浆站，这里离县城中心古街有近2公里，是县 城最边缘地带，围墙外面就是大片农田。此时，该站静悄悄，电动大门紧闭，门前近300米的公路却显得异常热闹，人来人往，路旁还坐着不少的身着民族服装的 男女老少。
摆摊的一名小商贩告诉记者，这里居住着几百名的卖血人员。“许多还带着家属，”该商贩对记者说，“虽然人很多，但生意一般，因为这里卖吃的总共有十几 家，加上卖血人员只吃素，就是一两块的饭钱，听说有规定他们不能吃油腻荤食，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多少钱，卖一次血才拿80元钱。”
记者询问路旁几位正在闲聊的农民时，却都三缄其口，最后是一位坐在远处的陈姓农民和记者交谈起来。
陈对记者说，他来自施秉县甘溪乡，苗族，一般每月来这里居住一周卖两次血，然后回家休息几天，再到施秉县或三穗县，他手上有这三个县的供浆证。“有些人 最多有四、五个县的供浆证，谁让这四、五个单采血浆站离得这么近呢？不过现在管得严多了，外省人也少了，仅有些从羊坪镇附近来的湖南人，主要是附近几个县 的人。”陈继续对记者说，“办证需要身份证或户口本，还要按手印，不过严归严，外地人还是能办下来。”
跨县办证还有什么秘密？在黄平县单采血浆站前面的篮球场，一位刚领过82元钱和一小袋油饼的供浆员告诉记者：“实际很简单，原来采血时各县都有一些熟人吗？办新证时，相互帮忙搞个身份证或户口本就行了。”
四月十九日上午8时，记者来到镇远县单采血浆站院内，见到有八百多人等候采浆，花园旁边停着一辆高级宝马轿车，是谁拥有这辆豪华轿车？一名供浆员对记者说，这是县卫生局陈局长的车，他也是这个血站的老板。
据记者调查，一些挤成堆的单采血浆站确实容易形成“卖血部落”，如龙里、惠水、长顺、紫云这四个单采血浆站相互距离较近，每月采浆2.5万人次；三穗、 镇远、施秉、黄平、瓮安的相互距离也较近，每月采浆高达4万人次。只不过象黄平、惠水等地的单采血浆站因为处在县城中间，上百人的”卖血部落”分散在县城 各处而不显眼。镇远“卖血部落”处于县城边缘才显得那么突出，何况镇远县单采血浆站在贵州省25个单采血浆站中采浆量最大，多着每天有800多人，少者每 天也有300多人。据业内人士称，这是国内“第一站”，每年营业收入超两千万，纯利在500万以上，卫生局的陈姓副局长兼任站长，确实开的是上百万豪华款 宝马轿车，家产超千万，是镇远县两大富豪之一。这几年，镇远县古街旅游名声鹊起，来观赏的外地游客络绎不绝。去年国庆黄金周当地的客房标准间高达300多 元一天，招待所的普通间也需要100多元，参与旅游商业服务的就业人员增加几千人，当地旅游经济收入显着，是当地就业、农民增收的亮点,也是该县经济增长 点。而“血浆经济”最终仅仅是造成个别企业的暴利和个人的暴富。值得思考的是，这”第一站”会不会使镇远古街这颗中外闻名的旅游明珠蒙尘。
调 查中许多供浆员大多数不愿意回答记者的问题，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供浆员。不仅供浆员有着自卑心理，而且家属及子女也难以摆脱这种自卑心理的阴影。有一种伤 害叫歧视！社会上有一些人将那些为国家医疗事业做出贡献的供浆员看作是懒人，处处为难歧视他们。还有大部分人认为贫穷是卖血的原因，但贫穷又是当今社会让 人难以承认的。贵州省现有7万多供浆人员，如果算上曾有供浆史人员，这个群体已超过15万人数，如此庞大人群的心理问题，有谁关注过？
监管不力使“血浆经济”极易诱发公共卫生问题
贵州省25个单采血浆站是2000年前后由各县的人民医院或中医医院成立的，此后单采血浆站与医院纷纷分离，成为卫生局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被一些人称为卫生局的“摇钱树”或“小金库”。按照行政职能划分，卫生局又是单采血浆站的监管单位。
体制的漏洞，往往会成为腐败的根源。事实证明，生产获取利益者与监督管理者同体，经常使监督执法形同虚设。
毋庸质疑，在监督的真空下，牟利的冲动就有了违规的可能，椐调查，惠水县、黄平县、镇远县、三穗县的单采血浆站采浆人数最高日达七、八百人。按照卫生部 《单采血浆站基本标准》第七条（三）采浆还输要求：采血还输每床位一般每日采血4-5人；每个工作人员管理不超过3张床。按照各单采血浆站目前的床位（一 床位一台采浆机，每床位日采量不超5人），各站日采浆人数不可能超过200人，仅此以上各站已严重违规。专家指出，单采血浆程序有三部分：1、对供浆员进 行核对和身份识别；2、按规定进行体检、化验、合格者才能采浆；3、用单采浆机进行采集血浆。所以仅仅拥有20台左右采浆机的单采血浆站是如何完成七、八 百人的身份识别、体检化验、采浆的工作量？看来业内人士所说的一些单采血浆站违规简化程序并非虚言。四月二十日，记者在黄平县人民医院院内的血站楼前，看 到几百名供浆员从早晨5、6点一直坐在地上等候采浆，等候时间最长的竟超过6个小时。这种因利益冲动而超能力扩大采浆人数的违规行为，卫生局监管吗？
记者本次调查行程近三千公里，时间长达二十多天，分别暗访十几个单采血浆站，得到了大量的录音、录象资料，没有惊动一家血站，也没有任何部门察觉。那么 卫生部门又是如何检查呢？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甚至省厅检查组还没有出大门，一、二百公里外的单采血浆站就已经挂上了欢迎检查组检查工作的横幅，酒楼已 摆好了酒席。“老子从不会让儿子难堪，自家人那有打自家人的道理。”这位干部一脸的无奈。
这两年来，贵州省“血浆经济”行业发生过几次严重的违法案件：克扣几百万供浆员的营养费、补助费；偷漏几百万元的税款；丹寨县单采血浆站医疗垃圾非法买 卖违法事件；镇运县单采血浆站非法为临床供浆造成患者感染传染病违法事件。相关血站没有被吊销许可证，也没有见到有关部门为此承担责任，更没有官员为此丢 官。
记者所走过的十几个血站，除罗甸县单采血浆站在大门左边张贴了卫生部、省卫生厅的举报电话外，再没有一个血站公示跨区、频采举报电话，为什么？
新建在二环路开发区的施秉县单采血浆站门前的七、八家专供供浆员饮食的小饭馆竟然没有一家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各血站门前均存在这种无证情况，如果发生供浆员传染病感染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谁应承担责任？
三穗县供浆员多次反映血站克扣补偿费（应发85元，强行克扣5元，提供一顿质量极差的饭菜，为此供浆员多次与血站发生争执。）；工作人员充当血头从频采的供浆员身上抽钱竟然无人过问。
一些血站的环境不如菜市，如在县城园丁路的普定县单采血浆站医疗垃圾随地可见，二楼的厕所污水横流，供浆员只能在门口小便，这仅仅是记者见到的现象吗？
今年初，省卫生厅多次发现一些血站存在违规行为，曾紧急下发了一道密函：黔卫发[2006]20号（贵州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单采血浆站管理工作的通知）。为何成了一纸空文？
有专家指出，对“血浆经济”认识需要掌握度的问题，要掌握好需要和发展的协调关系。我国的医疗事业需要血浆，所以单采血浆站有存在的必要，但关键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监管不力的问题；但对“血浆经济”不宜提倡当作一个产业来发展，否则将会诱发诸多社会公共问题！
危机：贵州省会不会步河南省的后尘
九十年代初期、中期，河南省在该省卫生厅官员推动下，倡导“血浆经济”，参与经营的个人和企业纷纷暴富了起来，并完成了企业发展过程的原始积累。河南省也为此增加了几个亿的税收,然而却留下了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付出代价的不仅是那些卖血的农民！
据相关资料统计，河南省为治疗艾滋病患者用去的资金将超过10个亿，这还不包括中央拨给的部分，损失更大的是对河南省投资环境的影响。有专家称，多年来，河南省被卖血浆感染艾滋病的名声所累，至少累计有500个亿的投资擦肩而过。
贵州省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山清水秀无污染，旅游和各类（农副特产、药材、矿产）资源同样丰富，最大的优势是贵州省各族人民的朴实勤劳。但有人认识到危机来临吗？
某县一位领导对记者说，他出去招商引资最担心被问到的三个问题：吸毒、艾滋病、卖血。投资方告诉他，这能说明社会治安状况和经济发展的潜力。
一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家的河南某血液制品企业，这几年来，为了在河南省建立单采血浆供应点，动用了多年培养起来的所有关系，付出了不少 努力，迄今仍然没有在河南省内获得一个单采血浆供应点，河南省各县领导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建站，最主要的理由是“单采血浆站是投资环境的污点。”目前河南全 省境内竟然没有一所单采血浆站。该企业最后转向贵州省，一些领导一拍即合，一举在贵州省拿下九个单采血浆供应点，并由此发展成为国内血液制品的龙头老大。
贵州省公共卫生现状却不容乐观！
贵州省2006年1月传染病疫情公报：……，与去年同比，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及病死率分别上升21.36%、65.38%和36.28%……
贵州省2006年3月传染病疫情公报：……，与去年同比，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人数、死亡人数及病死率分别上升30.01%、73.17%和33.20%……
从贵州省卫生厅获悉，今年继续在盘县、松桃、纳雍、瓮安等十五个区县提供免费的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记者注：发放药物的地方存在艾滋病患者。）
贵州省单采血浆站有：盘县、松桃、纳雍、瓮安、惠水、独山、长顺、罗甸、六枝、望漠、开阳、熄峰、晴隆、普安、三穗、镇远、黄平、普定、丹寨、德江、施秉、威宁、紫云、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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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远门口网站www.zhenyuan.gov.cn 发现署名为龙登华《人民的健康 神圣的职责——改革开放30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成就》一文中仅仅发现“艾滋病”三个字出现一次为“建立了艾滋病初筛实验室”。根据该网站公布镇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镇政办发[2008]97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镇远县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龙登华为该县疾病控制中心主任。
人民的健康 神圣的职责
——改革开放30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成就
龙登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三十年来，在党的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在县委、县政府和 县卫生局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通过县疾控中心和各级医疗机构及村级卫生人员的不懈努力，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疾 控人员和卫生人员较好地发挥了各自职能，对每起突发疫情、公共卫生事件或自然灾害等，均能出色地完成各项卫生防疫工作任务，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有效的控 制和防范了重大传染病的暴发流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贡献。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取得了骄人业绩，精神文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硕果累累。
一、严重危害我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主要传染病防治取得了骄人业绩
三十年来，我县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由1978年的13186.52/10万和6.92/10万下降到 2007年年底的414.81/10万和1.51/10万，分别下降了96.85%和78.18%。1984年我县达到基本消灭丝虫病标准，1989年我 县实现了阻断丝虫病传播；1985年我县达到卫生部基本消灭疟疾的标准；2000年、2007年我县分别实现基本消除碘缺乏病两个阶段目标， 1999年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标准，免疫规划预防的相关疾病如脊髓灰质炎、麻疹、白喉、百日咳控制在历史最低水平（0－1.3/10万）。严重危害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的主要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
(一) 疟疾防治达到了国家基本消灭标准。我县与全州曾被称为“瘴疠之区”，疟疾连年流行。“八月谷子黄，摆子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药汤”，是当时疟疾流行 的真实写照。通过1950—1978年28年的防治工作，疟疾发病率由1955年的1145.08/万降至1978年的5.67/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1979年～1987年我县将疟疾列为重点防治疾病，设立了防治机构，建立县、区、乡灭疟领导小组。黔南、黔东南二十县市灭疟联防区，制订了区、乡卫 生院“五定”（定人、定点、定时、定任务、定质量）责任制，积极开展以“发热病人血检、居民普查血检、现症病人根治”等综合防治措施，发热病人血检率达 5%以上，血检村寨覆盖率占总村寨数的85%以上，流行季节（5－10月）主动侦察发热血片占总血片数的80%以上。卫生防疫工作者对每一个患者实行 “送药到手、看服到口、吞下再走” 免费服务，并在流行季节对疫点、疫区进行大面积的药物喷洒灭蚊等工作。由于防治效果明显，成绩显著，1985年9月我县经卫生部疟疾考核验收组考核，并于 同月19日卫生部在贵阳召开全国疟疾防治工作会议上宣布我县为基本消灭疟疾的县市之一。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疟疾发病率逐年下降，近十年来基本无病例发 生。
（二）达到消灭丝虫病标准。丝虫病俗称“梧桐脚”，曾有民谣“大腿梗、没法整，只有死着等；腿梗大、莫打卦、婆娘快改嫁”，是危害我县都坪镇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和社会经济建设较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我县丝虫病防治工作从1956年开始，大体分为调查模底、普查普治、考核验收和巩固丝防成果 四个阶段。1973年—1983年全县大面积查治血检43632人次，检出微丝蚴患者147人，对象治疗和全民服药1305，全民普服“海群生药盐” 16820人次，全县平均微阳率由防治前的0.34%下降到防治后的0.07%。1981－1987年，对我县都坪镇流行情况进行自我考核血检共9002 人，检出微丝蚴阳性6人，平均微阳率为0.07%，从1983年－1987年连续4次对病区进行监测血检共7682人，均未检出微丝蚴带虫者。1984年 8月卫生部考核验收，宣布黔东南州（包括镇远县）达到了基本消灭丝虫病标准。为了巩固丝防成果，进一步清除残存的传染源，在我县基本消灭丝虫病 后，1985-1989年开展了丝虫病后期的纵向、横向、蚊媒、晚期病人监测，监测结果微丝蚴阳性率为0。1990年1月贵州省丝虫病防治考核组，对我县 1984年基本消灭丝虫病后的防治监测情况进行考核验收，确认我县已达到阻断丝虫病传播。1995年10月卫生部专家考评组对黔东南（16县市）丝虫病防 治工作进行考评，确认我县到了消灭丝虫病部颁标准。
（三）实现了基本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碘缺乏病是由于自然环境碘缺乏造成机体碘营养不良所表现的一组有关疾病的总称，它包括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和亚 克汀病，单纯性聋哑、胎儿流产、早产、死产和先天畸形等。解放后我县的碘缺乏病仍较严重，1978～1979年卫生防疫工作者对全县24个公社 166488人进行普查，查出甲状腺肿患者20736人，患病率为12.5%，查出克汀病患者366人，患病率为0.22%。1979年起全县采取了以食 用1/5万加碘食盐为主、部分地区人群服用碘化钾片、碘酊、碘液丸、注射碘化油的综合性防治措施，经过4年的防治，至1982年我县自行考核部分公社 36936人，查出碘缺乏甲状肿大病人1825例，甲状腺肿大率为4.9%，治愈率为63.5%。1985～1988年黔东南州组织考核专业队对我县进行 考核， 1988年省地病办组织专业人员对我县碘缺乏病达标进行验收。分别于2000年经省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评估，我县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基本消除碘缺乏病阶段 目标。2007年，全县居民户碘盐覆盖率为100％、碘盐合格率为100％、无非碘盐，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为96％，8－10岁学龄儿童尿碘中位数为 325ug/L，8－10岁学龄儿童甲肿率为4％，防治知识知晓率包括小学五年级学生、20－50岁家庭主妇分别为87.33％和76.67％。克汀病从 1982年起无新病例。2007年经国家、省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评估，我县达了到国家规定的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我县碘缺乏病的防治取得了显著效果。
（四）基本消灭了麻风病。麻风病是一种可防可治的慢性传染病。我县是麻风病的流行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麻风病人，解决了他们受歧视、被驱 赶、无家可归的生活现状，至1985年，全县共收治麻风病人39人，1985年我县成立了麻风病防治领导小组，在全县开展了麻风病流行情况调查，抽样调查 23249人，发现麻风病患者39人，现症病人18人，患病率为9.8/十万。按“三联化疗方案”对现症病人进行了治疗，经过广大麻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艰苦工作，至1999年底，经省级考核验收，我县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
（五）扑灭了输入性肠道烈性传染病——霍乱，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防控做出了积极贡献。1998年，青溪镇铺田鸡鸣关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肠道烈性 传染病——霍乱，引起了群众的恐慌和不安。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疾控人员深入疫区、克服各种困难和压力做好防治霍乱的知识宣传，稳定干部群 众，及时采取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就地治疗、切断传播途径，积极救治病人”等综合防治措施，使疫情得到了较快扑灭，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
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型肺炎流行，为防止“非典”传入我县境内，在县委、县政府和县卫生局的领导下，全县各级卫生机构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控工作进行了 全面安排部署，各级均成立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重大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和应急分队，各卫生机构相继成立了领导小组，举办了业务培训， 并派出人员到火车站、汽车站及重要交通路口进行检疫和进行预防性消毒等工作，为全县无“非典”疫情发生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03州人民政府授 予全州抗击非典先进集体。
三十年来，我县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成绩的取得，是党和政府的重视以及各级医疗卫生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颁布与实 施。2004年8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增设了对突发传染病的预防和预警，设定了传染病监测制度，完善了传染病的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的控制措施，加强了传 染病防治的保障制度建设等。从2003起我县乡医疗卫生单位实行了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制度，大大提高了疫情报告的及时性和灵敏度。我县的疫 情报告率每年平均维持在较高水平，传染病疫情的发生随时处在监控之下。
二、免疫规划工作的实施对降低或消除传染病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1978年前，我县白喉、百日咳、麻疹发病率和死亡率比较高，这些疾病严重地危害着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4年开始在全县实 施了免疫规划（当时称计划免疫，2005年后统称免疫规划），由于当时没有冷链运转设备，预防接种主要在冬春季节进行。1986年开始逐步配备了设备，冷 链系统逐步建立，通过人员培训，建立预防接种卡证、检查评比，工作逐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免疫规划工作的实施对预防控制相应的疾病发挥了良好效果。 1990年我县的“四苗”接种以县为单位达到了85%的目标， 1995年以乡为单位达85%的目标。实施免疫规划后，相关疾病如脊髓灰质炎、麻疹、白喉、百日咳发病率较免疫规划实施前有大幅度的下降。近三十年来，党 和政府对免疫规划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大，投入不断增多，充分认识到免疫规划是预防控制疾病最经济、最方便、最有效的手段。预防接种疫苗由“四苗”（卡介苗、 百白破联合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麻疹疫苗）防六病，逐步增加到“五苗”（在“四苗”基础上增加乙肝疫苗）防七病，“七苗”（在“五苗”基础上增加流脑疫 苗、乙脑疫苗）防九病，2008年增加到“十四苗”（在“七苗”基础上增加麻腮风疫苗、钩体疫苗、无细胞百白破疫苗、A+C流脑疫苗、炭疽疫苗、甲肝疫 苗、流行性出血热疫苗）防十五病。通过近三十年来的免疫规划工作，我县的传染病与实施免疫规划前比较，无论是传染病总发病率或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病率均有 大幅度下降，且传染病总死亡率在死因中的序位也由第１位降至第６、７位，对人民群众期望寿命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学校卫生工作取得了宝贵的基线材料和初步防治工作经验
1986—2003年期间，为了掌握全县学生常见病情况和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县疾控中心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大范围的学生常见病调查及防治工作，取 得了宝贵的基线材料和初步防治经验。对监测点校在校学生建立健康档案6万余人，对近视眼、沙眼、肠道蠕虫感染的学生进行了对象性治疗，对学生肠道蠕虫防治 投药3人次，对5万余名学生进行了有关“六病”防治的健康教育，印刷各类宣传资料8万份
四、结核病防治
我县为了搞好结核病防治工作，开展了以下结核病防治项目工作：(1)世界银行贷款/英国赠款镇远县结核病控制项目；（2）FIDELIS中国镇远县结核病 控制项目； (3) 镇远县全球基金结核病控制项目；（4）达米基金镇远县结核病控制项目；2003年项目启动以来，至2008年6月，共计初步诊断结核病人1846人，免费 治疗871人。
五、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专业技术队伍业务素质和业务技能不断提高，业务范围得到了新的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县疾控中心基础设施和办公条件逐年得到了较大改善，1989年一栋16户职工集资楼修建完工，16户职工喜迁新居，解决了单位大部分职工的 住房问题。1999年上级拨款修建了面积为750㎡计免大楼，尤其是2005年通过国债资金的投入修建了915平方米的业务用房，并交付使用，极大地改善 了疾控中心的工作环境。单位现有固定资产174万元，房屋1665㎡，其中业务用房1245㎡，行政办公用房320㎡，辅助用房100㎡。短短几年通过自 筹资金及上级配置共添置电脑8台和三十余万元的实验及检测设备。建立了艾滋病初筛实验室，结核病痰检检验室、碘缺乏病实验室、生化实验室、理化实验室等相 关的疾病检测检验功能实验室。中心现有职工18名，卫生技术人员17人,其中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6人，初级职称10人；本科学历2人，大专7人，中专 或相当于中专8人。
为加强监测和检验工作的质量管理，确保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公正性，向社会提供科学、准确的数据，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中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管理办法》、卫生部《健康相关产品检验机构认定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要求制订了 中心质量体系文件、规范了检测检验程序、设置了质量管理室、添置了相关仪器设备，2003年9月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中心数十台仪器进行计量检定和技术水 平的评审认证，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认证合格证书。2003年中心实验室能够开展43项理化微生物和毒理学等的监测检验项目。检测检验设备仪器由上世纪五 十年代初的普通显微镜发展到今天的原子吸收、原子荧光、电子天平等数十种仪器设备，检测检验项目由当时仅能开展几种发展到今天的100余种，极大地提高了 对急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诊断、检测效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提供了科学决策。
六、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
三十年来，县疾控中心获得国家级科研奖及表彰奖2项次、省级15项次、州级17项次、县级17项次、县卫生局5项次；个人受省部级表彰获荣誉证书33人次、州级21项次、县级31人次、县卫生局10人次。发表科研成果论文17篇。
在抓好业务工作的同时，县疾控中心两个文明建设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被县人民政府授予“精神文明单位”称号，被县总工会评为“先进基层工会”，被阳镇评 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红旗单位”，2003年获得“抗击非典先进集体”称号。获得了县“三•五”普法先进单位”，“四•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合格单位，三 十年来无一人参与“法轮功”，无一人涉毒，无一人受党纪、政纪法纪处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保障全县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2003年“非典”后， 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费投入，给县疾控中心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条件。但由于我县经济相对滞后，疾控机构的实验设备还达不到标 准要求，人员编制和人员业务素质等离标准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处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还有待加强。面对新的挑战和困难，让我们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 下，振奋精神、和衷共济、携手并进、努力拼搏，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为镇远县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再创佳绩、再谱新篇。让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奏响旋律、吹响 号角，用晶莹的汗水渲染豪迈、再现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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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经济”忧思录：贫困的农民 热闹的血浆站
2006年07月07日07:43 南风窗 尹鸿伟
血站的卖血通知就像银行取款单。
近年来，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高额的利润刺激了”血浆经济”的繁荣，负责”血浆经济”
原料供给的单采血浆站也迅速发展。２００６年，贵州省拥有２５家单采血浆站，年供
血浆量占全国市场的近四成，但却因管理不当等原因多次发生血浆站重大违规案件。
在无法找到血浆制品类药物替代品的情况下，该如何正视由此而生的”血浆经济”现
象？今年４月卫生部签发的《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能否成为解决之道？
现象：贫困的农民 热闹的血浆站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每个月能多’卖’几次。”来自贵州惠水县鸭绒乡水冲村的班建
设(化名)说，”但是现在每个月最多两次，按规定中间必须至少间隔１４天。”
在遥远贫困的贵州山区，不少老百姓都知道这种简单的”赚钱”方法——到县城里的
“单采血浆站”去卖血浆，每卖一次，能拿到８５元营养补助金。对于他们来说，如果
每个月能够顺利卖两次血浆，就有１７０元，这已经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了。
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用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
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这种血浆是工业原料血浆，与人们所熟悉的”献血”和
“输血”完全不同。单采血浆站提供的血浆被卖给生物制药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
白、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
班建设所在的贵州省目前拥有２５个这样的单采血浆站，是全国单采血浆站数量最多的
省份。每周一到周六，都可以看见来自山区农村的人们，呼朋唤友地拥向单采血浆站。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一大早，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的单采血浆站内就
挤满了成年男女，许多布依族和苗族妇女还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
“我们天不亮就起床赶路，来到县城已经８点了。”一名２５岁的苗族妇女说，”有些
家远的昨天就来了，在县城的小旅舍里住上一晚，五六点就开始排队。”
在通往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小街上，随时可见卷着衣袖，手臂上按着止血棉签的人走来
走去。班建设和他的乡亲们把抽血过程分别叫做”抽小血”和”抽大血”。小血用来检
验，大血才是正式”卖”，一次６００毫升。按照有关规定，供血浆者每次供浆前必须
进行常规体检及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丙肝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等各项检验，合格
后方可供浆。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热闹情景从每天早上八点开始，直至下午四五点才会结束。抽过血
的人们都急匆匆往家赶，”还要回家喂猪、领娃娃，要做的事情多得很。”一位来卖血
的村民说。１４天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会再次来到这里，参加下一轮”卖”血，
当中也不断有新面孔加入。
惠水县单采血浆站的情形，只是贵州省２５个血浆站的一个缩影。
原因：庞大的市场 高额的利润
目前全国血浆采供量约为４０００吨左右，拥有单采血浆站数量最多的贵州省年采供量
在１５００吨以上，占市场份额的近四成。排在贵州之后的，是邻近的广西壮族自治
区，有２３个血浆站，血浆年采供量约为８００吨至１０００吨。黔桂这两个经济并不
发达的西南民族省份的血浆年采供量竟然占了全国年采供量的１／２强。
是什么原因使贵州和广西在全国的单采血浆市场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有关资料显示，像惠水县这样的单采血浆站给血制品企业提供１吨血浆至少可以获利１
万元以上，而血制品企业一旦生产出相关药品，销售所得更为可观。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据：２００１年，全国血液制品处理血浆量为２７
００吨，２００２年为３０００吨，２００３年为３８００吨左右，２００４年和２０
０５年由于血浆因素增长量不大。而全国血液制品行业２００２年的销售总收入约为２
６亿元，２００３年约为３２亿元。
按照处理血浆量折算，白蛋白２００３年销售收入在１９－２０亿元左右，占总市值的
６０％－６５％左右。据专家分析，从整体市场容量分析，在今后５－１０年内，在现
有基础上至少还可以增加一倍以上。
毫无疑问，正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率刺激着国内”血浆经济”的蓬勃发展。
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各类血液制品几乎都从国外进口，为防止艾滋
病传入国内，有关部门两次下发通知：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
限制进口。随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
业。而河南所建立的众多单采血浆站，成了这些企业最重要的”原料库”。
在河南农民大量感染艾滋病的事件被揭露之后，经过卫生部门调查认定：导致事件的直
接凶手，正是不规范的单采血浆方式。从１９９６年３月开始，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
采取措施进行整顿，河南省甚至全部关闭了所有的单采血浆站。于是那些将工业原料血
浆的基地设在河南的生物制药公司断了货源，它们不得不另觅他途。
这样的背景下，位于西部的贵州、广西和四川等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成为它们新的
“原料基地”。”机遇”使这些地区的单采血浆工作越来越”兴旺”，并且逐渐占据了
国内单采血浆市场的半壁江山。
“兴旺”起来的可能不只是单采血浆站。据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５年的中国流行病学调
查结果，贵州属于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内ＨＩＶ感染人数最
低的省份。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有媒体报道，贵州省曾表示，２００６年将继续
在盘县、松桃、纳雍和瓮安等１５个区县为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
物。
值得注意的是，盘县、松桃、纳雍和瓮安等县都同时拥有单采血浆站。贵州会不会成为
第二个河南？
黑幕：多采的血浆 少发的营养费
尽管所有的血浆站均由国家有关部门严格批准成立和经营，而且由各县卫生局直接监
管，理论上应该备受公众信任，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这些年来一些单采血浆
站仍然违规操作，存在降低供浆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为，牟取
暴利的手法越来越隐蔽。
２００２年７月，贵州省黔南州质量技术监督局接到群众举报后，对龙里县单采血浆站
进行检查。龙里县单采血浆站成立于１９９４年，所采血浆主要供给华兰生物公司，该
公司以每吨血浆２２万元的市场价格进行收购。１９９８年前，该站以手采血浆为主，
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每采集４００毫升血浆付给献浆者营养费７５元。１９９８年后，华
兰公司向该站提供了２０多台由美国生产制造的血浆单采机，结束了该站手采血浆的历
史。
高效率采浆机的使用给龙里县采浆站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实行机采血浆后，采浆量由每
人每次４００毫升提升到每人每次５８０毫升。但该浆站却不将多采的浆量告诉献浆
者，仍以每４００毫升给付７５元营养费的标准兑现献浆者，而后者对此却全然不知。
检查结果表明：自１９９８年８月至２００２年５月，龙里县单采血浆站采浆人次共计
１３１８９５人次，违法采浆量达２４０８５１６７毫升，违法所得达４５０余万元。
２００４年，贵州省审计厅组织审计了全省２３个单采血浆站、１９个血站２００３年
度财务收支情况，发现如下问题：一是有１０个单采血浆站少付供血浆者营养补助费、
就餐费３４２．１万元；二是息烽县单采血浆站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间采取转移
隐匿血浆销售收入５４９．３３万元，同时将其中的２３２．９６万元以发放”福利
费”名义集体私分；三是有１２个单采血浆站未按国家税收征收管理规定缴税金７８
５．６２万元；省血液中心、部分市州地中心血站和县中心血库采取列支献血者营养餐
费、超标准等办法违规发放职工津贴、补贴３１７．３万元，其中，超标准列支当年职
工福利费用于发放在职职工补助３５万元，列支献血者营养餐费用于发放在职职工中餐
补贴５０．６８万元。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科的一名医生表示：”数百万元献血者营养餐费被血站拿来发
职工补贴，令人愤怒更令人担忧，本来血液供给就紧张，这种不正常现象也许会打击很
多献血者的积极性。”
转制：生产安全难保证
２００６年４月，卫生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共同制
定了《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转制方案》)。
根据《转制方案》规定，原来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单采血浆站转制为由血液制品
生产企业设置，血浆站与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建立”一对一”供浆关系。对于今后由非血
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的单采血浆站，一经查实，将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企业收购
单采血浆站应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
卫生部官员表示，此举是为控制经血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理顺对单采血浆站的监
督、管理体制，适应行政部门职能转变的要求，即理清生产者与监管者的边界，斩断单
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但是在贵州省内，不少业内人员不能接受转制。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
“已经有人在担心贵州会不会在艾滋病问题上成为下一个河南。采血浆是一项非常严格
的工作，完全交给企业去操作不一定就是好事情。现在卫生部门的直接责任被卸下了，
但是由企业经营的社会风险却增大了，因为以后血浆站就完全成为企业采集原料的车
间，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情况下，这不能不令人担忧。血浆站这样的特殊部门应该继续由
国家正规的卫生部门来负责才会更安全。”
贵州省卫生厅及相关部门在２００５年５月初已经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讨论，有关官员也
觉得”问题和困难太多，特别是生产安全问题”。
争论：血浆供给能否市场化
在贵州省的各个县城里，”献浆者”们基本上被甄别成特殊人群。长顺县一名卫生人员
说：”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吃饭找最便宜的，坐车选价最低的，睡觉要钱最少
的床位……人们歧视他们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的贫困和可怜不全是自己的责任。”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血浆站站长说：”不要说’献浆者’被歧视，就连血站的医务人
员都在社会上遭受非议，一些人甚至暗地里称我们为’吸血鬼’，真是让我们哭笑不
得。”
贵阳市的一名医生说：”歧视和排斥是无知的表现。在具体的临床治疗过程中，由这些
血浆加工出来的药物早已广泛使用，特别像’人血丙种球蛋白’和’人血白蛋白’等药
物，可以说是一些重病患者的救命药，目前基本上没有替代品。在无法找到替代品的情
况下，对’血浆经济’现象无论个人和社会都应该有一种客观看待的心态，而不能一味
将其视为丑陋或负面情况。”
另一名血浆站站长表示：”我认为８５元太低了，应该多给一点，但是国家把这项工作
强调为一种自愿捐献行为，所以８５元并不是’卖血费’，而是营养费。除非政府愿意
像国外一样将其转变成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那样血浆价格将可以随行就市合理波动，
但是这样的方式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似乎很难实现。”
据了解，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病人用血及制品全部由政府财政支持运转，全部免
费，但无偿使用血浆的成本很高；美国的血液管理体系则属于市场化运作，生产血液制
品所需的原料血浆主要来自有偿供浆者，原料血浆和血液制品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新出台的《转制方案》规定，原由政府卫生部门设置的血浆站转制
为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显然已经认可了”血浆经济”从原料采购到最终产成品销
售的市场运作模式，血浆站名正言顺地成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原料”车间”。那么，
为什么原料价格却能够被人为压低呢？
关于贵州省镇远县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观察和希望 | 常坤：为艾滋病防治努力一生！Chang Kun：Devote my life to the 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work！ // 一 19, 2009 at 4:5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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