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延海的高屋建瓴
——读2003年报道《爱知行：一路走来》感
这篇报道看的我热泪盈眶，不是感动，更多感动的事情都隐藏在这个报告背后了，而是激动，这是
万延海老师的真知灼见是确确实实的高屋建瓴！虽然我不曾经历那2001-2003年底的烽火如荼，却也深切的感受当年的生灵涂炭和方兴未艾。只可惜斯年间，我身窝于安徽老家苦读，如不是“非典”肆虐，怎可能注视于公共健康危机问题；亦若不是经新疆感染者王宏力兄引见
万老师，深得其摩顶放踵般的教诲，岂怎可对艾滋病工作如痴如醉废寝欲尽我孜孜一生。我是他的追随者！
但这岂仅可我常坤一人受如此恩典厚重或者曰教诲，遥想当年，反观现今，这前前后后的关系，是非我此番感慨能三言两语所表述的，这其中巨大的历史贡献是更不应该是被遗忘的。爱知行在一些工作上的开拓性和时代阶段性，是造就了一些格局的。
我坚定地相信，万延海当年的引领前哨虽在其时代颇多艰难，但哪一个伟大的人物只是定眼于眼前的点点滴滴呢？引申于当今，亦如此，“留待历史去评述”固然是一种自嘲和暂时的解脱；但我今天要说的是，历史评述亦然是其一方面，但且不能舍本逐末，如果我们现在就发挥我们的力量勇往直前，支持万延海，那将岂不是创造一个更深层次的历史了吗？
最近看到的报道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陶涵最新出版的《蒋介石传》中认为“退守台湾让蒋介石终于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建设，在社会、经济等方面，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换言之，联系到当前的中国全球基金CCM代表选举，作为深谙全球基金规则和国内最早的全球基金工作参与者的万延海能够当选代表，那就是给了
万老师一个机会。前任的“哑巴代表”“智障工委”所带来的后患，浪费了中国艾滋病社区两年多时间的惨痛教训还不能警示后人吗？他们的承诺履行了吗？这现今已经进入竞选阶段，谁哪位看到了他们的述职报告了？工作总结了？
扯远了，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爱知行不应该腼腆或者认为无必要，整理两点我认为具有历史性的工作！别人花费数十万组织一帮人到美国游历，到最后，我们连“感工委”“非工委”这两年的工作总结报告都看不到，正代表副代表的述职报告也无影无踪，其他的“委员们”那就更不用说了。谁能够做到自我审查，自我评估，自我总结，一个数年如一日的每周写工作计划的人可以，那就是万延海！
目前爱知行正在持续开展的学生项目自不待言，也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就目前我所探知的两项已经告一段落的工作而言，爱知行是应该做历史性的总结时候了，何况这些工作地效应已如滔滔江水汹涌澎湃展示了其力量！
1、 农村访问学者计划；
2、 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与艾滋病工作，特别是在政策层面；
常坤
2009年5月19日
这个报道具体日期不详，来自于邮件。
《慈善周刊》爱知行：一路走来
张红玲
在公元2003年的今天，“艾滋病”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从第一次听说这个词的惶恐不安，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艾滋病，关注艾滋病，理解艾滋病；感染者与患者也开始敢于正视艾滋病，寻求应有的尊重与权益。这一步的前进，是前人为之艰辛努力的结果。正如老前辈们在11月10日清华大学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上所说：“今天的开放度和自由度无非是前人的拼血冲杀换来的！”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简称“爱知行”），可以说是中国国内最早成立的一个艾滋病领域的民间组织。从1994年其前身“爱知行动”创立以来，已经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近十个年头。这一路走来，有探索，有成效，有经验，有教训，更有领悟。
草根NGO
爱知行动是由万延海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于94年创立的。这个项目主要是研究同性恋问题与艾滋病预防工作的。在2002年，这个项目告一段落，于是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注册成立。在法律上，这是一个民营企业。而实际上，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一个非政府组织（NGO）。更具体地说，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草根NGO”——民间土生土长，是最基层的力量，同时也立足于基层；政府不给予直接的领导与支持。
爱知行的宗旨，是维护艾滋病感染者、患者以及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的权利，推进公众艾滋病预防意识。
爱知行的成员包括全职工作者、兼职者和志愿者。全职工作者人数很少，包括所长万延海，一名行政秘书，和一名项目助理。志愿者主要在一个类似内部论坛的yahoo group 邮件组的平台上进行交流。这些人多为一些专家、学者，或者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热心的人。在时间允许或有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提供一些文字性的建议或信息资源。有重大活动的时候，他们也会参与。“我们研究所不以发展志愿者、发展会员为目标，志愿者的定义也比较模糊，不稳定性和流动性比较强。有他们感兴趣的活动就参与进来。如果需要他们付出成本（时间和劳务），他们也很乐意。”爱知行国际志愿者项目协调人曾金燕认为这种形式很好。
爱知行的运作资金和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捐赠和基金会投资，去向则没有收益回报。如02年冬天到03年，全美艾滋病大会与一些热心的美国人共同捐款3万多美金。这笔资金有目标指向：一部分用于帮助儿童，一部分用于帮助农村感染者，还有一部分则可以自由使用，用于行政开支、设备建设等。英国大使馆也提供了几千镑的资助，主要用于学生项目。曾金燕表示，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比较强，以前的项目和将来要做的项目直接影响到资金的来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个人捐赠，一些对这方面问题关心同时也有捐赠能力的人的自愿捐赠。
虽然名为研究所，但爱知行从事的并不只是研究工作。在以万延海的为核心开展的研究之外，还包括许多其它的项目。孤儿项目：帮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孤儿；网站：作为组织对外对内的一个窗口；学生项目：鼓励青年学生的参与，为将来的公共卫生领域吸引更多的工作者和志愿者；国际志愿者项目：促进与国际上的更多的交流……同时计划开展治疗项目，编一些实用性、指导性很强的手册。
这几年，爱知行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出了很多资料集，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背景与参考；早期的呐喊，坚持在同志问题、艾滋病问题上的开放性讨论，为今天宽松环境的取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们长期关注与帮助的艾滋病村，村民们纷纷地走出来，寻求新的帮助，更有村民打电话来主动要求获得法律援助（因为是因输血而感染）……
为了草叶的生长，草根坚韧地紧抓土壤，吸取一点一滴的养份。作为草根NGO，爱知行也希望能获得政府与更多人的支持，让土壤更加肥沃，让营养更加充足。
艾滋问题需要理解与关怀
在艾滋病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做的包括：预防，治疗，关怀，救助，呼吁、倡导。预防，指的是艾滋病预防意识的宣传；治疗，显然是医药方面的问题；关怀，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心灵上的，还包括社会伦理层面；救助，因为艾滋病通常与吸毒、卖淫、贫困等各种问题纠结在一起，因而这些人群需要救助；呼吁倡导则主要是法律等层面的。爱知行最侧重的，是对艾滋病患者、感染者及受影响人的关怀。“预防这方面国家做得比较多，而治疗在全世界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长远非常沉重的话题，这需要很专业的知识。救助有一些，但也不是特别多，因为自己的资金、物资等资源比较缺乏，这方面最好也由国家来做，我们一点一点做也没什么效果。”曾金燕说，“关怀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是一个社会伦理这一大块的问题。像对艾滋孤儿的帮助就属于关怀。”
80年代、90年代初，艾滋病被罩上了一层臭名昭著、道德败坏的面纱，一被言及则每每带有肿瘤、溃烂、瘦骨嶙峋的恐怖印象。“实际上艾滋病就是一种很正常的病。我们就力求建立起一种艾滋病与肝炎、癌症没什么区别的观念。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很多人的障碍就是一种无知，在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时，认为这是肮脏的东西。”曾金燕回想起工作中的经历。
社会对于艾滋病的误解，往往是因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而起。曾金燕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一次面对一般人群的课题中，当被问及丈夫去嫖娼感染了艾滋病，活该不活该时，众人异口同声回答：“活该！”；当被问及妻子被丈夫感染时，众人则答：“无辜！”；妻子不知道，因而刚出生的孩子也被感染了，众人更答：“很无辜！”从“活该”到“很无辜”，是怎么发生的呢？“无论他是怎么感染的，他首先是病人。感染的途径对于你对他的帮助，对于治疗和预防没有任何影响。”这是爱知行的观点。爱知行更认为，应该为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为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套。这些社会问题是现今仍无法彻底根除的，因而不能漠然视之。在这方面，政府组织不方便出面，NGO则可以充分发挥其特点与优势，开展一些工作。
对于河南艾滋病村，爱知行给予了大量的关注。为当地的贫困患者尽力提供救助，搭建资助桥梁，帮助当地艾滋孤儿，为他们建立乡村图书馆，鼓励患者自强自立等等。
在他们的影响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被艾滋病阴影笼罩的村庄，开始对那里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我认识一个上海女孩，她从我们这里得知了艾滋病村的情况之后特别难过，就到那里去看望那些孩子。她说：‘我身上一件衣服卖了，都够这些孩子吃一个月了。’她买了很多很多生活用品、食品给孩子们，到身上只剩下回去的车费时就走了。”曾金燕讲述着一些小故事，“还有一个热心人带了一个美国朋友去艾滋病村。他带着资助孩子的资源，一下就资助了当地几百个学生。”几年来，受帮助的孤儿越来越多，学费、生活费越来越多地得到解决。与之相应的，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也在不断地增多。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但是，在这些个人行为之上，爱知行更呼吁一些规模化的、组织化的方式，这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大众媒体是扩大影响，增进对艾滋问题理解与关怀的更有效的途径。“去年艾滋病日前夕，一个电台给我们做了一个访谈节目，很多北京市民收听了节目。当时我们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连兼职工作者的补贴都发不出去，志愿者更不用说。当人们听到那些孩子没有衣服穿，没有文具，他们就捐了很多。很多人特别特别关注，要求做我们的志愿者，来向我们了解情况。我们特别感动。”曾金燕表示爱知行一直希望跟大众媒体有多一些的接触。以前曾想过一些计划，如对政府官员、乡村医生、媒体工作者进行一些单纯艾滋病方面的培训，希望把各个层次、各个领域都调动起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而这些计划都将会慢慢地开展起来。
自救是根本
爱知行的多年实践，使他们有一点深切的感悟，即自救才是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根本。爱知行曾在河南艾滋病村为感染者建立了一些小型图书馆，名义上这是读书、读报、学习的地方，其实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交流，是为他们提供一个活动与交流的场所。“艾滋病面广，感染者群体相对集中，问题比较多，国家的力量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们认为解决艾滋病问题根本的还是靠感染者、患者的自救。所以我们很注重对他们的能力培养。”爱知行希望通过培养，他们能够自立、自强，抓住机会改善自己的状况。
最近，爱知行建立了一个新项目，即对艾滋病村的积极分子进行能力培训，提供学习机会。积极分子是致力于艾滋病领域内的救助等工作的人，可以是感染者，也可以生活在感染者群体里的人，如村里、家里有感染者等。这些人属于有学习能力，但以前在学习机会上非常欠缺。目前爱知行资助在北京学习的乡村访问学者（非正式称谓）就说：“以前我是我们班最聪明的一个，但是我哪里有力气来读书啊，每天饿得两眼昏花，头都抬不起来。”这个乡村访问学者是艾滋病村的一个村民，本身不是感染者。90年代的时候，他去了深圳，找到一些媒体希望获得帮助。后来又做了一些呼吁性的工作（因为没有资源，只能做这方面的工作）。再后来，当国内外媒体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时，他就以当地的活动者身份，带领外界进入村庄。“他本身有学习能力，我们安排他来北京学习。主要学习一些基本技能，如电脑、DV等。同时让他熟悉城市的文化规则。自己去疾病控制司、医院、组织等感兴趣的地方做一些访问交流活动，接触一些媒体。”曾金燕现在又兼任起了这个项目的联络人，“他现在想在艾滋病方面做几件事，包括出书，呼吁，使孤儿得到帮助等。他自己想要成为一个类似文艺工作者这样的角色。”
由于这样的资助活动开销很大，像这样一个访问学者在北京2个月的学习期就将消耗掉上万元。因而现在爱知行只培训了一个对象。接下来，将有计划地培养如小学校长一类的积极分子。他们本身有知识基础，可以以校长和积极分子的双重身份开展活动，比较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爱知行并不要求这些积极分子对他们负有义务，培训结束后仍将依照积极分子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是否参与爱知行的活动。
着眼于未来
爱知行是一个着眼于未来，有着长远目光的组织。这一点在他们重视学生项目上尤能得到体现。
他们认为，学生是未来的力量，鼓励学生的参与，既能增强他们自身的艾滋病预防意识，更吸引了一批志愿者，促进培养了一批公共卫生领域里的工作者。1994年爱知行动项目成立之初，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们就积极参与了项目探索；2001年暑假，爱知行资助了北京师范大学李丹同学开展河南农村艾滋病和血液安全问题的调查；2002年暑假，又分别支持了北京大学学生在安徽的调查活动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学生在福建的实践活动；2002年末——2003年初，帮助北京大学医学部成立了学生抵抗艾滋病组织：健康促进1+1，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方向是同伴教育；2002年寒假，爱知行资助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深入艾滋病村考察农村艾滋病问题；2003年暑假，资助了北京高校7个大学生小组开展暑期实习项目，就“性倾向及性健康与艾滋病问题”、“倾听‘同志’的声音，传递社会的关怀”等七个课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其实这些项目要出论文、出成果是很难的事情，对专业人员来讲都是如此。但他们参与了，能力得到提高，个人经历也会受到影响。最近的这个项目，我从他们那了解到一个很明显的观点，就是这一次的经历会给他们一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很多终身志愿者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形成的。”曾金燕现在仍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担任国际志愿者项目协调人之前，一直是学生项目的协调人，“其实现在我们还是很缺乏人力资源，因为物质上的回报很少。NGO虽然待遇低，但是个人发展机遇好，可以获得人生经历，相当于免费学习。将来经济压力不那么大的时候，毕业大学生就可以先到NGO去做志愿者工作。这在国外是很流行的。个人得到了发展，道德也得到了完善，又获得了资源。”
在积极分子能力培训项目上，爱知行的考虑也比较长远：“我们提供钱、提供各种各样的学习机会，让他来北京学习。如果这个人以后工作方向改变、不从事艾滋病事业，我们就没有什么收益。但是有间接的、更长远的影响，如个人荣誉感的培养，个人的激励，对大家自救的激励等。毕竟自救才是根本。”
爱知行艰难地走过了这一年又一年，进行着一点又一点的不懈努力。他们对于中国正视与解决艾滋病问题的进步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中国目前的艾滋问题环境不是最好，但已有了改善。与此同时，他们也正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共同为着最好的状况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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